乌克兰位于东欧平原，又称为小罗斯、鲁塞尼亚。作为东欧大草原的一部分，乌克兰在欧洲文明中继过程里有起到过很重要的作用, 包括在铜石并用时代、青铜时代、 印欧史前移民时期和马的家畜化等时期。

　　古代的乌克兰从属于斯基提亚其一部分，在民族大迁徙时代格鲁森尼人和盖塔人定居于此；公元前六百年左右，斯基泰人在克里米亚地区活动。

　　在后来的乌克兰西部地区居住着旧石器时代（铜器时代）的人，亚速海以北有 Sredny Stog 文化（公元前 4500-3500 年）。青铜时代早期的亚姆纳文化（公元前 3600-2300 年）占据了布格-德涅斯特-乌拉尔地区，留下了数以百计的粗糙石碑，随后在公元前第三个千年出现了卡塔克墓文化。

　　公元前六世纪，古希腊人在黑海东北岸建立了殖民地，公元前六世纪，罗马人和拜占庭人又在此建立了 Tyras、Olbia 和 Hermonassa 殖民地，这些殖民地一直延续到公元前六世纪。

　　公元三世纪，哥特人来到乌克兰，他们称之为 Oium，考古学家将其命名为切尔尼亚霍夫文化。奥斯特罗哥特人留在了这一地区，但从公元 3 世纪 70 年代起受到了匈奴人的统治。

　　在北部，基辅文化兴盛于公元前三世纪到五世纪。它被认为是第一个斯拉夫考古学文化，与多民族哥特王国 Oium 同时代（主要位于其北部）。定居点大多沿河岸而建，通常位于高高的悬崖上或河边。他们的住所是半地下式的，通常是方形的（约四乘四米），角落里有一个露天炉灶。大多数村庄只有少数几个住所。

　　454 年，匈奴人在内丹战役中被击败。随着匈奴人和哥特人统治的结束，出现了权力真空，斯拉夫部落（可能是从基辅文化的残余中产生的）在五世纪开始向现在的乌克兰大部分地区扩张，并从六世纪开始向巴尔干地区扩张。

　　基辅文化位在东哥德王国的北部，兴盛于匈人扩张的公元2世纪至公元5世纪。但当他们于454年的尼达欧之战击败匈人后，东哥德人才能定居在潘诺尼亚。

　　随着匈人与哥德人的影响衰落，一个可能是源于基辅文化的斯拉夫人部落填补权力的线世纪时，扩张至超出今日乌克兰的领土，到公元6世纪，其影响力更延伸到巴尔干地区。

　　在公元7世纪时，现代乌克兰领土包含保加利亚人国家的核心地区及首都Phanagoria。

　　在公元7世纪末，保加利亚人迁徙往另外的地方，而原有土地则大多都被来自中亚地区属于半游牧民族的可萨人(Khazars)并吞。

　　可萨人于欧洲的东南部，接近高加索地区及里海的位置建立可萨汗国，其领土包括今日哈萨克西部、乌克兰东部、亚塞拜然、俄罗斯南部以及克里米亚。

　　七世纪时，现代乌克兰的领土是保加利亚人（通常被称为旧大保加利亚人）国家的核心，他们的首都设在法纳戈里亚城。七世纪末，大部分保加利亚部落向多个方向迁徙，其国家的遗迹被来自中亚的半游牧民族哈扎尔人扫荡。哈扎尔人在里海和高加索附近建立了独立的哈扎尔王国，领土包括现在的乌克兰东部、阿塞拜疆、俄罗斯南部和克里米亚。

　　十一世纪基辅罗斯地图。在基辅黄金时代，基辅罗斯的领土覆盖了今天乌克兰的大部分地区，以及俄罗斯西部和白俄罗斯。

　　公元前 839 年，欧洲编年史家首次提到罗斯。基辅罗斯由几个公国组成，由相互关联的汝里基王公统治。基辅国在沃洛迪米尔一世（980-1015 年）、其子雅罗斯拉夫一世（1019-1054 年）和沃洛迪米尔-莫诺马赫（1113-1125 年）的统治下，从 9 世纪到 11 世纪一直繁荣昌盛。沃洛德梅尔一世于公元 988 年使罗斯基督教化，而其他两位则为罗斯制定了法典。基督教带来了由马其顿圣人西里尔和美多迪乌斯发明的字母表。

　　这个国家为乌克兰人以及其他东斯拉夫民族的民族身份奠定了基础。它的首都是基辅，大约在 860 年由阿斯科尔德和迪尔从哈扎尔人手中夺取。基辅罗斯的精英阶层最初由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瓦良格人组成，他们后来被当地的斯拉夫人同化，并建立了罗斯第一个强大的王朝--鲁里克王朝。

　　维京人在公元九世纪建立的基辅罗斯公国，是一个由880年至12世纪中叶，以基辅为首都，东斯拉夫人为主体的早期国家。12世纪中叶，基辅受草原民族攻击和罗斯王公内讧而衰弱。基辅地区居民向西方的加利奇和北方的弗拉基米尔转移，从而使乌克兰民族（小俄罗斯民族）与俄罗斯民族（大俄罗斯民族）产生分化。

　　根据史学史的观点，基辅罗斯被认为是三个现代东斯拉夫人国家（白俄罗斯、俄罗斯及乌克兰）的前身。弗拉基米尔一世·斯维亚托斯拉维奇和他的儿子雅罗斯拉夫统治的时期，被认为是基辅的黄金时期。当时他们接纳东正教，也创立罗斯法典。

　　基辅的姆斯蒂斯拉夫（Mstislav of Kiev，1125-1132 年）去世后，基辅罗斯解体为几个独立的公国。13 世纪蒙古人的入侵给了罗斯最后一击。基辅罗斯在公元十三世纪被蒙古人的金帐汗国占领。

　　1223年蒙古军队在拔都汗的带领下侦查基辅罗斯，罗斯各大公与长期的仇敌波洛茨人组成联盟，在卡尔卡河岸与汗国侦查军队交锋。由于罗斯各公国大公对蒙古汗国不了解，再加上内部不合，被包围后歼灭，5位大公阵亡。随后蒙古军与1237年击破弗尔基米尔公国首府弗尔季米尔，经过各公国境内折回补给，又在1239年重新侵略罗斯过境，在1240年蒙古人攻陷基辅结束了罗斯时代，迎来金帐汗国240年的统治：不过被管治的属土仅包括原罗斯东北部、包含莫斯科公国在内的地区[4]。

　　到1362年或1363年立陶宛大公阿尔吉尔达斯在蓝水之战中大败金帐汗国[5]，基辅、波多里亚与乌克兰原野[6]等原罗斯属地被立陶宛入主，东面与莫斯科大公国接壤[7]。后为抵抗条顿骑士团的侵略，波兰王国和立陶宛大公国于1385年在克雷沃签订联盟条约，波兰王国和立陶宛大公国以联姻的方式实行王朝联合，立陶宛大公瓦迪斯瓦夫二世·亚盖洛为波兰国王，为双政体联合初始。

　　立陶宛获得北部沃里尼亚和包括基辅(基辅罗斯)一带区域的东北部乌克兰后，立陶宛统治者的头衔就增加了罗斯君主一项。在当时立陶宛入主鲁塞尼亚后形成的共处乃至融入东正教文明的关系，相信并非立陶宛人有友善或和平的相处特征，而是立陶宛异信仰者无法和当时东正教体制和文学相旗鼓——许多乌克兰人 (即知为鲁塞尼亚人) 见证到这段历史，进而流传一个笑称说立陶宛人曾是他们历史上最好的入侵者，立陶宛大公国（时代）也由此得名为「天鹅绒帝国」。

　　由于立陶宛获取了远超其本土的庞大领土及新族羣人口，整个大公国的运作变得更接近一个联合型的立陶宛-鲁塞尼亚政国——即乌克兰人继续拥有实践东正教习惯的自由，和使用本土语言的自由，还有继续从事本土文化的实践，保持不变[9]。另外，新政体的官方语言也采用了鲁塞尼亚语（古乌克兰语和古白罗斯语）。

　　到14世纪末包括乌克兰及波兰和俄罗斯的一部分在内的立陶宛大公国，成为全欧洲最大的王国。因地缘关系其文化与宗教均多元，官方文件除拉丁文也使用Chancery Slavonic（书面罗塞尼亚语）。改奉基督教前「异教」的立陶宛王贵管治下的绝大部分子民都是斯拉夫人和东正教信众]，进而原基辅罗斯的文明——东正教、斯拉夫教会语和法律传统都反传入立陶宛，乌克兰是成为立陶宛在中世纪的高雅文化发源地。

　　1600年代左右黑海周边版图，此时期临近克里米亚汗国的波兰与莫斯科双方声称控制的地区，均缺乏大规模垦殖和行政管治。

　　1475年克里米亚汗国因为明里·格来被奥斯曼帝国囚禁而屈从于土耳其人后，土耳其的苏丹刻意地放纵鞑靼人流窜劫掠，以宣示其势力范围——鞑靼远征沿岸掠夺俘虏到卡法和君士坦丁堡的人口贩运市场敛财，在紧接着的25年里造成立陶宛大片的罗斯领土荒无人烟：1482年洗劫并焚毁了基辅的大部分地区，到1490年还深入到波兰范围距卢布林仅几十英里的位置。

　　505年时鞑靼人还到达过维尔纽斯的郊区，差不多时间其侵袭甚至威胁过华沙：波兰和立陶宛自己组织的武装无法抵抗他们闪电般的突击，对方善于移动战并很顽强以致难于战胜。这段时期立陶宛失去对黑海北岸薄弱的管治力量，鞑靼大肆侵扰造成的破坏令第聂伯河东岸的移民活动中止了两代。

　　继承古罗斯法的立陶宛规约随后逐步加强了立陶宛和波兰间的王室联系，但是联携结构上开始慢慢地趋向天主教波兰，贵族菁英的语言和文化也被迫波兰化，立陶宛内的罗斯臣民地位随着联合法理的转变而被边缘化，不少沦为农奴被束缚于贵族土地[13]。

　　到齐格蒙特二世时期，流亡至扎波罗热的人定居形成哥萨克集团，出于进一步防范鞑靼人来袭的需要，国王、公爵和官员都资助予他们，还一并强化当地要塞和防御工事，缓解了鞑靼人侵扰波兰和立陶宛领土的强度。而波兰及立陶宛的统治者们是考虑到要逐步强化辖境东部边界以抵御游居者和克里米亚鞑靼人的袭击，在14世纪下半叶到16世纪上半叶时期是还对乌克兰（边境）诸城镇授予了马德堡法的地位，以此促进乌克兰旧城池的重建与新建城镇的增加。

　　在1340年代之后的加利西亚，被置在皮亚斯特、安茹和雅盖隆诸君主的管辖权威下，当地在被并入匈牙利和波兰王国的时期里，是在文化、族羣和地域社会结构等方面有极大转变[17]：诸如东向移民背景下德意志人和犹太人移入该地，便加速该地的城镇化发展；波兰贵族政治、贵族进入该地，也就地建立起罗马天主教会的体制；弗拉赫人来到喀尔巴阡低脉，建立起自己的定居点。

　　不过于相关现代史学研究上，较多坚持认定此段时期该地经历的复杂转变过程，是一种单向的同化活动，许多研究个案还将之视作一种波兰化、被通常描述成一种对单一国族身份的接收[18]。加利西亚在中世纪晚期的德意志移民和德意志移民化/殖民化活动，相对应的历史地位判读在当代研究里则被时常否定或忽略掉。

　　在地域内的利沃夫城邦，由十四到十五时期曾有所显现德意志优势特质，亦为近现代乌克兰和波兰史学者们趋向于时常低估。在东向移民时代的加利西亚，乡村地区涌现出大量以德意志法律治理的定居点，并拥有相当多的德意志移民人口，对于同时代的斯拉夫传统社区环境而言，相对可能有一定的冲击——这段历史过程，在当代一些乌克兰史学观点看来要么被完全忽略，要么是相当负面地标签作对原住民公共生活具破坏性的「德意志东部殖民活动」[19]。

　　金帐汗国在十五世纪衰落之后，促成了克里米亚汗国的建立，其是占据了现代为黑海沿岸及乌克兰南部草原的地区。在18世纪晚期之前，汗国是主持着和鄂图曼帝国和中东的大规模奴隶贸易[20]，在1500–1700年代是输出了大约两百万来自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奴隶[21]。直到1774年为止其是作为鄂图曼的一个附庸政权，而最终在1783年被俄罗斯帝国瓦解。

　　哈迪奇条约所构想的三方联合概念到19世纪时也一度提出，并设计出共同代表三方纹章，但未能实现：标志所组成三部分是波兰白鹰、立陶宛帕霍尼亚和鲁塞尼亚大天使迈克尔。

　　1569年卢布林联合后，乌克兰大部分地方都被立陶宛转予波兰主导管治[注 1]。由于联邦的创立及再开垦的努力，这时期乌克兰土地被发展得相当迅速，有众多波兰贵族、天主教神职人员，以及犹太人等来到这里，连带使得许多新的城市及村庄在乌克兰地区形成，文艺复兴的观念也藉由新建立的学校逐渐传播开来。

　　不过由于波兰主流文明与当地保留东正教传统的小贵族、罗斯王公及其波雅尔侍从间仍存在分歧，主导政治文化的波兰天主教贵族常对当地阶层有所歧视和排挤，埋下一定矛盾根源[22]。

　　这时期许多乌克兰贵族由于教会联合化等的宗教改革和政治氛围的转变而改信天主教，日益与保持皈依东正教的乌克兰农民产生了隔阂。自17至19世纪，在聂伯河中游一带，以基辅、波尔塔瓦和切尔尼戈夫为中心的族羣萌生起探寻近代共同体的意识。

　　而在早期乌克兰精英阶层之间也缺乏相互合作的基础，各自有自己所信仰的习惯传统。贵族阶层与哥萨克军官团虽然有相互重叠，但地方政治当时是由最富有的波兰人和波兰化的贵族主导，贵族少数派的传统权利相对就受到其他贵族们的挑战。博赫丹·赫梅尔尼茨基就是这里面一个有身份的哥萨克人，但是他受到了一位波兰官员的迫害，在逃亡之后成为了哥萨克人的酋长，便开始谋求抗争。

　　于是不满波兰贵族在政治宗教上打压的哥萨克人被集结起来，于1648年发动大起义（1648-1657年），赫梅尔尼茨基后在1654年与莫斯科公国在佩列亚斯拉夫结盟，哥萨克人便协助莫斯科公国赢得与波兰-立陶宛王国的战争[14]。自此东乌克兰（第聂伯河左岸）与俄罗斯帝国正式合并，开始乌克兰和俄罗斯的结盟史。

　　1658—1659年哥萨克酋长伊凡·维霍夫斯基倡议和波兰立陶宛制订哈迪奇条约，以换取乌克兰能够轻松的享受与立陶宛一样的权力地位：有自己的行政机搆、军队和司法制度。但大多皈依东正教的哥萨克人要求协定排除东仪天主教会，而天主教会回应这种要求超出了世俗权威的管辖。结果维霍夫斯基被无法说服的哥萨克人驱离酋长位置[14]，波兰立陶宛议会本愿意接受协定草案，

　　波兰上层贵族当发现哥萨克人并不受酋长控制、甚至哥萨克人也无法控制乌克兰后，就失去了签约的动力[23]。条约的失败被认为是标志了卢布林联合所开创的辉煌、繁荣和包容时代彻底结束，也是王国黄金时代的终结[24]。

　　18世纪初大北方战争时期，左岸乌克兰一度出现与俄罗斯关系松动的现象——在地领袖马泽帕和佩利普·奥利克认为俄罗斯方面未能履行佩列亚斯拉夫条约，疏于在和瑞典作战中保护乌克兰利益，进而重新考虑起与波兰订定哈迪奇条约[25]。到1709年彼得大帝在波尔塔瓦对阵瑞典赞助者并取得胜利，标志着酋长国自治的终结，也是哥萨克精英融入俄罗斯新政体的开端。当俄罗斯帝国取得乌克兰右岸时，乌克兰左岸并入俄罗斯帝国的进程是已经过三世代之久。1764年俄国女皇凯萨琳大帝解散了哥萨克酋长国，强化俄国中央（圣彼得堡）对东乌克兰的集权管理（1775年俄军摧毁哥萨克最后的要塞扎波罗热）。

　　在鄂图曼帝国持久扩张东欧与黑海沿岸的进程里，鄂图曼土耳其人与乌克兰人在16～17世纪时就已经经历过非常频密的交互，除了经常性冲突，也有过许多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合作伙伴关系——鄂图曼土耳其人是有多次以不同形式为乌克兰独立理念提供过相应的支持[26]，如1648年时赫梅利尼茨基就曾和鄂图曼帝国结成过一个短暂活跃的联盟，1669年时的盖特曼彼得·多洛申科也做出过同一选择。而鄂图曼方面也并不认可1654年乌克兰和莫斯科缔结的联盟关系，直到一个世纪后鄂图曼在黑海北岸的权威消解为止[28]。

　　梅斯达菲三世在1768年夏接获报告，称巴尔塔的市镇遭遇了俄罗斯僱用的札波罗结哥萨克施行屠杀[29]，俄罗斯当时否认有关袭击，当时报告则指哥萨克们「确实地摧毁了巴尔塔并见人就杀」[30]。时巴尔同盟、法国大使都对苏丹施压要求对此作出回应，其主战顾问们亦予以支持，梅斯达菲便于10月6日将俄罗斯驻当地使团成员全数拘禁，标志着鄂图曼正式向俄罗斯宣战。

　　结果凯萨琳大帝打败鄂图曼土耳其，在签订库楚克开纳吉和约后，于1783年正式吞并克里米亚汗国；1793年再与鄂图曼签订雅西和约，将上次战争中占领的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归还土耳其，两方边界确定为库班河。克里米亚汗国在被俄罗斯兼并时有150万土耳其人在当地定居，而有半数意欲当期离境的土耳其人遭俄军屠杀[32]:83；同时期，克里米亚鞑靼人在俄罗斯占领后开始外流。截至18世纪末，有近10万克里米亚原居民离开克里米亚半岛及其北方的黑海沿岸草原，投奔鄂图曼帝国：有解释认为除了信仰环境转变，还有草原边界的消失意味着奴隶贸易和战争掠夺不再可行。是次被兼并的广阔地区即新俄罗斯，也成为了18世纪末除外流鞑靼人的其他海内外移民的最大的目的地。

　　1772-1795年间，凯萨琳大帝在三次瓜分波兰当中，将白罗斯（1772）和聂伯河右岸的乌克兰（1793和1795）纳入版图，除加利西亚受哈布斯堡帝国（奥地利）管治外基本囊括了西乌克兰地区。右岸的乌克兰随即被划分为三个行省─基辅、沃里尼亚和波多利亚。

　　时西乌克兰的中小贵族大多是东仪天主教徒（虽然农民几乎是东正教徒），以致于西乌克兰人（还有不少信仰天主教的波兰人）对正统东正教与俄罗斯的认同薄弱，促成21世纪的东西拉锯与认同问题。1783年，克里米亚在法国大革命前，中衰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与奥地利有战端，无暇东顾，汗国遂被归并于沙俄领内。

　　为因应18世纪后期出现的东仪天主教徒（又称乌克兰希腊礼天主教会）与东正教徒的冲突与斗争（以西乌克兰地区为中心），1795年后俄罗斯皇帝开始在乌克兰全境推行俄罗斯化政策，竭力推广俄语的使用，并压制出版界与公众活动的乌克兰语，如此反而促成19世纪上半浪漫主义在乌克兰语族群中的蓬勃发展，农奴出身的民族诗人塔拉斯·舍甫琴科是其中的佼佼者，有效地推展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运动。这些新兴的乌克兰知识分子，同时致力于民族复兴与社会正义的实现，譬如农奴解放的目标，终于由俄罗斯皇帝亚历山大二世在1861年解放全国农奴而获得实现。

　　到 18 世纪末，西乌克兰加利西亚被奥地利接管，而乌克兰别的地方则逐步并入俄罗斯帝国。女皇凯瑟琳二世将农奴制扩大到了传统上自由的哥萨克地区，并于 1775 年摧毁了扎波罗热锡克人（Zaporozhian Sich）。19 世纪，俄罗斯了任何争取民族认同的运动。乌克兰语被禁止在国内使用。

　　凯萨琳大帝时期有意强化继续在新扩张土地榨取农民价值，以出产粮食大批量由乌克兰南部敖德萨这一帝俄新的商业中心出口牟取利益，而同化政策仅着眼于迫使信奉希腊天主教的乌克兰农民改宗为东正教，但在立陶宛大公国旧地就未有推行改奉方针，因而使南乌克兰与立陶宛-白罗斯间后来信仰分化，致使在19世纪帝俄内波兰民族运动活跃时也有很不一样的态度。

　　从19世纪开始，一直有乌克兰人往东移民到俄罗斯帝国的偏远地区，根据1897年的人口普查，西伯利亚有223,000乌克兰人，中亚则有102,000人。当19世纪后期乌克兰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持续发展的时候，奥地利统治下的加利西亚地区因为哈布斯堡王朝的宽松统治，享有较高的政治自由，因此成为乌克兰民族主义的运动中心。譬如许多加利西亚的乌克兰希腊礼天主教会神职人员，就成为倡导乌克兰民族主义的积极分子，代表性人物是创作乌克兰国歌乐曲的米卡依罗·维尔毕茨基神父（1815-1870年）。

　　奥地利治下的加利西亚和洛多梅里亚，东部的乌克兰人口据统计截至一战前，均维持在主导地位。

　　该地与帝俄接壤，维也纳为抵御俄国影响力而支持希腊天主教会发挥在边界上的天主教堡垒作用；1848年革命后农奴制被废除，境内农民的权益开始有限度地改进，1850年还颁布了帝国特许状许诺治下的乌克兰人会获得平等对待。

　　1867年左右的加利西亚再被授予了自治权限，当期时的东正教也进一步被俄国利用以拉拢边境关系，当地倡议使用加利西亚语言以区别「亲俄者」与当地人等的呼声便获得维也纳和梵蒂冈更多的支持，希腊天主教的神父在奥地利的庇护下，放弃沿用波兰语这种波兰加利西亚高雅文化的载体（约1795～1848年），转而加强与俄罗斯帝国的认同感以与波兰人区分开（1848～1890年），再后来强化与乌克兰农民的联系后便转向代表现代乌克兰的诉求（1890年后）：教会关注的中心从当地天主教徒的宗教仪式转变为农民大众的社会处境及百万乌克兰人的民族公正。

　　同时加利西亚相对于其他原波兰立陶宛联邦地区，还建立起正式的初级教育体系而较有优势，教育普及化的同时更有助于当地菁英阶层更广泛向低下阶层推广旧波兰王国理念——奥地利方面也相对建立起适合管治的政治自由环境，向加利西亚波兰人的利益倾斜，容许其开办波兰语的学校和报馆，并提供众多参与公共生活的机会，令波兰菁英得以在乡村重新培育子民们对波兰（多民族文化共存体系）的认同感。

　　但是民族意识在西部波兰语人口聚居地蔓延之时，受惠于同一政治知识环境下的东部乌克兰语人口聚居地就有不一样的意识发展，当地兴起的乌克兰文化和学术社团展现出强大生命力，由当地神职人员及农民出身的知识层所倡导的政治活动，旨在反对原波兰王国的联合理念，有意识挑战传统波兰化于旧罗斯领土内族羣的长期主导地位：加利西亚乌克兰人当中较保守的宗教领袖，最初倾向转向与俄罗斯帝国加强关系，到了1880年代，一个受伊凡·弗兰柯启发的新晋激进团体质疑了此种观念，同时支持所有乌克兰人脱离俄罗斯和波兰的控制以此来实现统一的理想。

　　加利西亚的波兰和乌克兰社团在哈布斯堡王朝下和平共存，但由于波兰人主导着加利西亚的政治和经济方面，跟着时间推移逐渐激化族羣间的怨恨，并导致后来双方进一步的争斗。

　　1840年代在俄罗斯帝国内也出现了一次乌克兰文学和文化运动，由吟游诗人塔拉斯·谢甫琴科做领头者，之后一种以波尔塔瓦和基辅地区方言为基础的标准语，最终被奥俄边境两边的乌克兰作家和文学批评家共同接纳，成为单一乌克兰语之始源。沙皇政府除了非常抗拒所有波兰人所发起的民族性质活动，也对帝国西部接壤加利西亚边境地区的乌克兰人身份觉醒等其他民族活动持相同态度，帝国否认除俄罗斯语外有其他斯拉夫语言的存在，认为鼓励使用这一些语言是属于「削弱俄国民族性的波兰阴谋」的一部分。

　　1895年在奥匈帝国加里西亚会议正式出现乌克兰党团，「乌克兰人」也第一次正式被乌克兰代表公开提出。

　　然而，许多乌克兰人接受了他们在俄罗斯帝国的命运，其中一些人在那里取得了巨大成功。19 世纪的许多俄罗斯作家、作曲家、画家和建筑师都是乌克兰后裔，其中最著名的是尼古拉-果戈理。

　　此后不久开始了一战，乌克兰被迫卷入了命运的轨道.......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